马亚华, 杜德斌 | 论大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作用：理论、经验与启示
摘 要：由于国家行为体的有限理性，以制度性合作为目标的区域一体化通常会遇到立约和遵约的双重难题。但在一个权力和利益异质分布的区域体系内，参与合作谈判的国家会因实力差异而分化成领导者、追随者和搭车者三种类型，其中作为领导者的大国能够通过发出可信威胁来改变小国策略空间，对搭车和背约等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制约，从而降低达成协议的难度并有效维护协议的权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异质性集体行动分析框架，借助社会行动理论模型，从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论证了一体化在功能上依赖大国领导以及在空间上遵循非均衡发展路径的现实逻辑，所得结论对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进行准确定位乃至在国际地缘战略制定中或许有着启示作用。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 国际领导; 集体行动; 搭便车; 可信威慑
第一作者简介：
马亚华（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研究，E-mail：yhma@shnu.edu.cn。
通信作者简介：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新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E-mail：dbdu@re.ecnu.edu.cn。
0 引言
在以无政府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社会中，大国的领导角色对展开有效的多边合作不可或缺。成功的国际领导具有预防和结束冲突、带领同盟赢得战争、建构国际和平基础以及促进集团共同利益实现等多重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关贸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制难以应对诸多全球经济问题挑战时，区域一体化开始对全球化进行解构和重构 ，在此背景下，能够带领区内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从而造福区内民众，就成为一个大国在和平时期国际领导力的重要体现。仔细考察战后区域一体化实践，会发现在那些成功的一体化案例中，其内部国家力量的分布都呈现一定的非匀质性（异质性），一般都有一个或两个大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着某种领导作用（
作为国际治理经典理论，霸权稳定论首次从功能主义视角解释了国际领导的形成，即霸权国家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并基于自身实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并迫使他国遵从，以此来保证国际贸易、投资和货币秩序的稳定。在相互依存理论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区分了霸权与领导，他们指出，大国可以用威逼胁迫、树立榜样和利益诱导三种形式改变小国的行为，从而发挥领导作用，而仅有第一种才表现为霸权式领导。其他学者，例如奥兰·扬（Oran Young）和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也分别对领导的类型进行了划分（
1 区域经济合作中大国领导作用的体现
一体化本质上是一群地理空间邻近、历史交流频繁、文化亲缘性较强的国家在相互利益交换中，为稳定彼此行为预期而创设行动规范，即国际机制或制度的过程。唐世平将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分为五个阶段：（1）产生出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2）政治动员；（3）争夺规则制定权；（4）创建规则；（5）使规则合法并进一步被复制。如把该模型前三个阶段合并，则与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理论中将博弈过程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阶段的分析框架基本一致。本研究参考这两种划分，将一体化的集体行动分为倡议发起、谈判缔约和协议执行三个阶段，然后对每阶段大国所展现的领导作用的具体形式进行归纳。
1.1 倡议发起阶段
行动理论为我们认识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模型。在意向行动理论中，韦伯（Max Weber）把社会行动定义为个人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行动者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他认为，主体的能动作用通过目标导向的意志性赋予行动意义，除实际存在的意向外，还存在着某种行动者们用概念所构想的主观意向。面对一体化的集体行动，人格化的成员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忠诚跟进乃至愿意让渡部分敏感主权，与一体化行动意义的建构密切相关。在谈判正式展开之前，大国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合作观念的形成，把更多国家尤其是处于观望和游离状态的小国吸引到一体化的运动中来。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规划和描绘区域合作愿景。良好的区域合作能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巨大利益，不仅可通过深化国际分工使成员国获得静态的比较利益，还可通过技术溢出、报酬递增和竞争激励等动态效应促进成员国长期经济成长，以及在政治上增进互信和改善安全关系等。出于对自身主权的珍视，部分小国可能会游离于一体化运动之外，此时大国可通过对自由贸易和便利投资潜在收益的精致分析，做出未来关税减让、产业协作乃至货币秩序的意象性描绘，强化各方对合作利益的认知，把所有参与国聚焦于一个核心目标，明确未来持续行动的方向、步骤与路径，从而激发区内国家参与营造共同家园的意愿和潜能。例如，如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痛定思痛以及对未来持久和平的向往，欧共体和后来欧盟的成功几乎不可想象。
二是提出市场开放谈判的倡议。源于对集体行动困难的预期，多数国家在行动早期宁愿保持缄默，只有大国才有意愿和能力召集到更多国家投入一体化谈判。为此，大国通常会首先竖起自由贸易旗帜，在双边和多边场合提出自贸区建设或更高层次合作的意向，对区内国家进行感召，或者对小国所提出的自由化倡议进行背书。例如，RECP构想虽最初由东盟提出，然其迄今为止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支持密不可分。
三是确定一体化组织的地理边界。无论是自贸区还是关税同盟，抑或其他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本质上都是具有强烈排他属性的“俱乐部”，所以在谈判展开之前要先解决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参与行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是重要考虑，仅包含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体化通常会因市场和技术局限而难以成功。在更深层次上，一体化还涉及在历史长河中有共享的情感和文化所塑造的统一身份意识，过于宽松的进入标准可能打破区内成员之间某些隐性的历史约定，让利益协调变得更加困难。此时，大国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利用自身影响把持有异质性价值观念的区外国家阻挡在“俱乐部”大门之外，也可能出于本身利益而力排众议，把特定区外国家纳入一体化大家庭中。例如，欧洲精英们长期纠结于欧洲的东部边界在哪里，但俄罗斯和土耳其不属于欧洲一直是欧盟内部多数人的共识。
1.2 谈判与缔约阶段
组织发展理论创始人本尼斯（Warren G. Bennis）指出，领导力是一种把愿景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当蓝图被勾勒、倡议被发起后，参与国会在贸易自由化的旗帜下聚集起来，围绕未来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展开实质性谈判。随着运动复杂程度提升，该阶段对领导者的政治智慧提出很高要求。在这一阶段，大国的主要使命将聚焦在议程设置、立场协调和对机会主义实施威慑等艰难事务上。
第一，依据一体化目标设置谈判方案和谈判议程。议程设置体现大国软实力，是国际权力博弈的“第二面孔”，它决定了什么议题可以进入国际议程，什么议题被排除在国际议程之外。领导型国家需要在一体化目标下就成员国市场开放提出若干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和贸易救济制度等。大国设置议程的初衷并非仅仅为了公共目标的达成，其自身利益通常也是重要考量。
第二，通过议题联结平衡各方诉求。各国提出的条件会有很多，很容易使谈判陷入僵局，领导国家需要把与市场开放关联度较小的相邻领域问题附加到谈判议程中，将不同议题进行“捆绑”或“打包”，为那些因开放市场而利益受损的参与者提供补偿，这一策略被称为议题联结（issues linkage）。例如，RCEP较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给较为落后的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带来极大挑战，因此在2012年8月通过的《RCEP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中明确规定了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特殊政策，而这些发展议题本来与开放议题联系并不紧密。
第三，通过构建临时性联盟威慑机会主义。这是区域合作中最为核心和艰巨的任务。为了提高谈判效率，让其他国家分担威慑机会主义的成本，大国通常会拉拢其他重要成员，在特定议题上形成临时性联盟，对反对者构成压力，从而推动谈判前进。议题联盟的目标单一，针对性强，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克服同盟困境而提升合作效率，容易在局部领域实现突破，并呈现多边主义假象。
1.3 协议执行阶段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一体化的集体行动不仅会面临谈判阶段的立约难题，而且还可能会遭遇缔约后的遵约难题。在这一阶段，大国的主要使命就是带头执行协议，并时刻警惕少数国家可能的违约和背盟。
一则，通过率先开放形成示范效应。基欧汉曾就改善美国国际领导提出7条格言，其一就是要求美国在国际上强化自律。他指出：“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惯常的骗子……各国政府遵从法律和规则的名声将成为其重要资产的组成部分”。通过率先开放市场的以身作则，大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从而稳定了他人对其行为的预期，保证了协议的严肃性、权威性。
二则，对违约者实施惩罚。为了维护契约的权威，以一定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力是必要的。正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不带剑的契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任何人的安全”。相较于其他国家，大国更有能力监督协议履行，并对违约者实施惩罚，包括在本国市场准入、技术转移、投资和政府援助等方面施加更多限制。
2 大国领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欧美经验
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最为成功的两个案例。在欧洲，法德两国主动承担着欧洲一体化火车头和方向盘的作用，是欧共体及后来欧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美国则出于对区域市场和全球经济利益的战略考虑，积极推动并主导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北美乃至整个美洲地区经济合作的中流砥柱。
2.1 德法轴心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
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有效的国际领导必须是一元的，但基欧汉认为在霸权缺位条件下出现集体领导和多元领导是可能的。二战后，西欧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大大下降，欧洲土地上出现了美苏对峙局面，西欧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只有联合自强一途。德国是当时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也是西欧第一大经济体，其GDP占欧共体最初六国总量的近40%。但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和最终失败者，德国被描述为经济巨人与政治侏儒的集合体。而法国作为二战胜利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后来的5个合法核大国之一，在欧洲政治议题上处于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所以，欧洲一体化的建设始终围绕着德法轴心转动（
二战后，法国和德国的领袖们开始着手制订一项能够使欧洲逐渐实现统一的计划。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建立煤钢联营计划，并得到了德国的积极响应。1951年4月，联邦德国和法国联合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和荷兰4国签署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奠定了欧洲走向联合的第一块基石。正是法德以经济合作为出发点和突破口，使得欧洲开启了循序渐进的合作过程。法德双方尤其是德国在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对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1963年1月，《法德合作条约》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正式确立为欧洲联合的支柱。同样是在法德两国主导下，1965年4月六国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纳入统一架构，成立新的欧洲共同体。这是德法领导欧洲合作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20世纪60—70年代，德、法谋划建立新欧洲货币秩序。汇率安排是经济秩序的核心。西德总统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德斯坦被称为欧洲货币体系“首席建筑师”，酝酿和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提议和谈判基本依赖于两人的运作和谈判。在德、法的共同建议下，欧共体决定创建欧洲货币体系，使得欧洲在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80—2000年代，德、法推动欧盟的地理扩张。向北、向南和向东扩展后的欧盟，其地域东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接壤，西临大西洋，南至地中海，这一地缘态势大大增强了欧盟在欧洲地缘中的主导地位。而对德国而言，东扩不仅意味着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强，为其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而且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了战略上的缓冲空间。尽管法国面临欧盟扩大可能会造成东欧出现德国化，从而增大德国在欧盟影响力的问题，但其最后还是支持了这一战略，并与德国一起推动了欧盟三轮东扩。2001年6月，当规定欧盟东扩的《尼斯条约》被爱尔兰全民投票否决后，法国和德国马上举行双边峰会，重申对该条约的信心，坚持欧盟东扩时间表不容更改；2005年7月，俄罗斯曾试图阻止欧盟东扩，但希拉克和施罗德对普京表示欧盟东扩与俄罗斯无关，从而排除了最大外部干扰。
21世纪后，德、法联手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由于成员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不平衡，以固定汇率为制度内核的货币联盟具有先天脆弱性，很容易因成员国财政纪律松弛而陷入困境。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德、法两国开始力推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三驾马车”介入救援计划。德、法均提供了数额不菲的援助资金，出资比例为欧元区的前两位，充分发挥了样板作用。随着危机逐渐传导到核心国，两国协调合作，共担责任，通过积极推动危机治理机制建设，包括订立要求成员国严格财政自律的契约、建立欧洲稳定机制以及调整欧洲央行职能等，最终打赢了欧元保卫战。
2.2 美国在北美一体化中的核心作用
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远超南北两个弱邻，其在北美的相对优势也远高于德法在欧洲的相应优势。对于美国来说，其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所获直接经济利益并不突出，可能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也相对有限。但是，一旦北美通过自贸协议形成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区，美国就可借此有效应对全球化和自身相对衰落带来的挑战，增强对西欧、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
1980年，里根总统在竞选时就提出建立包括美、加、墨及加勒比诸国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一建议传到加拿大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面对这一情况，里根联合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支持该协定的加拿大保守党提供支持，最终促成《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于1988年1月签署，由此完成了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1990年7月，美国与墨西哥达成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标志着NAFTA所需架构已初步就绪。随后加拿大要求加入谈判，三边谈判1991年6月开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始终扮演着利益协调人的角色。例如在关税减免方面，NAFTA强调了非同步性：美加两国自墨西哥进口产品平均关税降低84%，而墨西哥仅需削减43％的关税。针对加拿大方面的顾虑，美国一方面做出与墨西哥单独展开贸易对话的姿态，令加拿大意识到孤立于协议之外的危机及对其贸易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蓝本地位，保证了加拿大在谈判中的话语权优势，最终三国于1992年8月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自贸区运行阶段，美国的领导作用同样显著。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墨西哥发生了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美国果断伸出了援助之手，使得墨西哥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从金融废墟中恢复元气。美国的援助使投资人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金融体系和货币秩序产生了信心，从而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稳定运行和深入发展。
3 多边合作依赖大国领导的现实逻辑
领导权实质上是“一种（为全体成员）提供公益的能力”，当某个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有意愿和能力单独或带头威慑“搭便车”行为，从而推动多边交易开启时，它就自动成为区域合作运动的领导者。由于以下原因，通常情况下这一功能只能由大国来承担。
3.1 战略收益为大国威慑机会主义提供强激励
集体行动最大威胁来自个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包括谈判中的“搭便车”和协议执行阶段的背约，其中前者更为多见。两百多年以来，从休谟（David Hume）到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经济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寻找应对个体机会主义的方法，但直到奥尔森（Mancur Olson）出版《集体行动的逻辑》，人类才第一次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缕亮光。奥尔森把选择性激励看成突破机会主义的有效安排，认为作为正向激励的奖励和作为负向激励的制裁均可制约“搭便车”。与惩罚措施可直接改变搭车者的绝对收益相比，对非搭车者的奖励只是降低了搭车者的相对收益，不仅传导机制漫长曲折，且会对自愿合作产生挤出效应，所以制度设计者通常更偏爱使用惩罚这种负向激励。可能没有人愿意为了公共利益去惩罚搭车者，因为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奥尔森在小集团理论中研究了资源分布与选择性激励供给效率的关系，他认为，当集体行动中存在着凝聚力很强的核心——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等小领导集团时，由这些小团体提供选择性激励，则达成协议的难度似乎会大大降低。根据这一理论，在一个异质性区域的集体谈判中，所有国家都会根据自身实力和预期收益来选择参与策略，决定是做领导者、追随者还是搭车者，或者干脆游离于一体化行动之外。只要其中某个国家足够强大，认为做领导为其带来的收益超过可能支付的成本，它就会挺身而出，独自或带头威胁惩罚机会主义。
大国之所以愿意提供威慑，首要的原因是成功的一体化会带给它巨大利益。威慑是一种以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发出惩罚信号控制对方战略判断，进而影响其战略决策的心理博弈过程。相对于维护普通利益而言，为维护高层次利益或核心利益所发出的警告信号更具可信性。大国在一体化外交中追求多元目标，其评估合作收益的视角更为宽广，对未来变化考虑的因素更多、时限更长。尽管领导一体化行动会让大国付出巨额成本，包括争取追随者的成本、吸引搭车者的成本、抑制干扰者的成本等，但为其带来的收益也非常可观。除去各种所有成员都能获得的经济层面的收益外，大国还能独享一些战略性收益：一则，伴随着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区域经济会演化出一个大尺度的二元空间系统，在极化效应作用下，区内人才、资金、技术等高级要素逐渐向更接近区域市场重心的大国集聚，导致在核心与边缘之间形成产业技术落差和梯度，从而巩固了大国的竞争地位；二则，大国可以“夹带私货”，即按照自身偏好和价值观塑造地区秩序，改变集体行动的方向、条件和进程，从而增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拓展国际影响力、国际声望和国际话语权。概言之，大国通过领导一体化，能建立可排斥其他国家战略影响的势力范围，收获价值远高于经济利益的战略层面的利益。
3.2 非对称相互依存保证了大国威慑的可信性
国际贸易和投资为各国带来共同利益的同时，也令它们相互制约。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各自实力不同，各国在依赖关系中付出的代价有所不同，由此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这本书里，基欧汉和奈努力阐释一个命题：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谈判地位的平等，不对称相互依存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通常情况下，小国更容易因对方的行为而遭受损失，即敏感性更高；且其为对冲这种损失所需支付的成本会更高，即脆弱性更大。这种不对称意味着，大国在谈判中可利用庞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强大的供应链能力，通过发出具有较高置信度的诱导和威胁的信号——软硬兼施，与小国展开心理博弈，以此来激励和约束小国的行为。其中市场规模的作用简单而高效：欲行欺诈者，请退出我市场。这是大国威慑有效性的基本依据。
3.3 低敏感/脆弱性赋予大国更多宽容
威慑只是手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合作。基于能力和意志的威慑并不能必然导致合作，来自威慑者的宽容对合作均衡的实现也十分重要。只有在宽容的氛围下，弱小者才会被允许在互动中通过观察强者的策略而获得新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先验认知，避免因误判强者意图而选择孤注一掷。罗伯特·阿克谢罗德（Robert Axelrod）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在重复性囚徒博弈中，如果强势一方采取简单而宽容的“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策略，甚至更加宽容的“两怨还一报”（tit-for-two-tats）策略，即仅当被对方欺骗甚至连续两次欺骗后才给予对方以警示性报复，合作均衡的实现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困难。
从小国角度看，尽管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的契合为其向外让渡主权提供了空间，但迫于现实政治的不确定性，它们在任何事关主权的问题上都非常敏感，其对主权的坚持有时远比大国更为执着。对小国来说，错误的宽容可能引致无法承受的灾难。因此，小国在集体谈判中多采用防御性策略，一方面主动把自己的目标融入集体目标，另一方面会竭力寻求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通过控制策略自由度来保护自身安全利益。大国要确保合作最终实现，就需要充分理解小国的这种关切，通过战略安抚或战略保证来缓解小国因敏感和脆弱而产生的过度谨慎。历史经验也显示，在对峙僵局形成后，如果强势一方首先发出和解信号，那么双方握手言和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总之，在集体谈判中，大国可使用多种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且愿意为此支付必要成本。在本质为现实政治的一体化交易中，“国家间的权势对比决定了它们之间互动的环境和国际政策选择的优先次序，因而也决定了国际制度形成的动机和预期”。
4 大国领导区域经济合作的东亚意蕴
基于上述逻辑可知，在国际市场秩序生成和扩展过程中，大国的领导所形成的“头羊效应”加快了博弈进程，提高了谈判效率，同时也保证了契约在执行期间的权威性。各国渐进克服集体行动障碍，实现从小范围合作到广泛合作，开辟了一体化空间非均衡路径：以大国为轴心，少数国家率先合作并实现一体化，然后再吸引那些处于游离状态的外围国家，使一体化范围逐步扩大，进而实现整个区域内的制度性合作。
东亚地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微妙的安全结构、中日历史僵局造成的地区大国不合作、“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东盟主导悖论，以及区内国家难以解开的美国情结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与深化。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各国产业链和价值链协作增强，东亚出现了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但直到2021年各国就RCEP达成协议后，经济空间碎片化才第一次有了改观的可能。今后本地区合作机制的健康运行仍面临两个威胁：一是东亚传统文化中契约意识普遍较为淡漠，个别国家可能会因机会主义而出现背约，该协定的威信和约束力仍将长期面临考验；二是美国为防范出现一个“东亚版欧盟”，可能会利用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等替代性安排拉拢区内国家如越南和印尼，去破坏甚至解构东亚一体化。可预期到，尽管已经完成集体谈判并进入实施和建设阶段，今后东亚区域合作的健康发展仍需要有某个大国勇敢承担领导责任。
东亚一体化事实上一直由东盟来主导，这是各方尤其是中、美、日等相互妥协的结果，虽然这一安排有效避免了地区力量结构坍塌和大国对区内事务的操纵，但其脆弱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持续很大程度上推动着这一地区格局的转变，这为排除外部大国干扰、打破东亚内部既有结构约束、通过区内自主协商保证合作持续走向正轨带来了最大希望。从规模视角看，中国2021年GDP已达美国的77%，超越历史上苏联和日本曾经的高度，这标志东亚体系内已事实上形成双中心格局；而从质的视角观察，当前中国正从贸易立国转向科技立国，已经是本地区最大的生产资料提供者，几乎能向东盟各国提供基础设施、成套设备和精密零部件等其推进工业化所需的一切要素，这使得中国事实上进入并占据区域分工网络的枢纽位置。此外，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可自由兑换和国际化，让人民币在区域货币体系中扮演锚货币（anchor currency）的角色。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The Yusof Ishak Institute）最近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2022》，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均已超过美国。以中国现有经济规模和发展势头，我们可以大体合理地推测，中国正逐渐排除区内外其他大国干扰，从战略上重获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东亚原有的安全依靠美国、经济依靠中国的二元格局开始走向瓦解，第一次出现地缘经济有效制约地缘政治的时代转变。区内力量结构这一积极变化为未来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承担更大使命奠定了基础，各国未来一定会理性地思考如何创设包容性区域机制以协调中国崛起带来的历史张力。可以认为，未来东亚一体化运行从欧洲模式转向北美模式并非是一个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该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3年第2期
引文信息：
马亚华，杜德斌.论大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作用：理论、经验与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23，32（2）：1-11.
MA Yahua，DU Debin.On the leadership of great power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Theory， case and implications.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3，32（2）：1-11.